“换了三届业委会,小区的经营性收入却一次都没有公开过!”最近,杭州市江干区金基晓庐小区住户陈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。小区交付已有10年,每年上百万元的收入,用于何处,每笔账有无发票,眼下账户余额多少……都无法从业委会得到答案。业主和业委会也因此激化了矛盾。
数据显示,杭州市已有50%以上小区成立了业委会。然而,从过去的“成立难”到今天的“监管难”,小区管理之题依旧未解。有群众反映,许多小区的业委会只盯着商铺、车位等小区经营性公共收益,对住户提出的关于停车、消防、环境卫生等问题能拖则拖、熟视无睹。
作为“业主代言人”的业委会,如何才能真正代表业主发声?监管的真空地带又该怎样填补?近期,记者进行了调查。
业委会为何成了“一言堂”
钱花得对不对、花在哪,都是业委会一言堂。记者走访多个小区,听到不少这样的怨言。
“我在业主群里询问经营性收入的去向,立刻被业委会的人呛声:不能什么事都告诉业主。”金基晓庐小区的业主王女士对此表示匪夷所思:如果业主都无权过问,那又有谁可以监管业委会的行为呢?
记者了解到,该小区将一块商铺租给了一家汽车服务生活馆,业主表示年租金约180万元,业委会则坚称租金仅有120万元。孰对孰错,不得而知。
无独有偶,江干区某小区全体业主也“被宣布”了一个消息:全部40多部电梯都要大修,费用近700万元。“未经投票就执行了,我甚至不知花这么大笔钱主要是维修什么故障。”业主叶先生说。此外,像“高薪聘义工,大肆装修业委会办公室,增加小区车位”等问题,在各小区层出不穷。
“小区维修资金由房管局托管,经营性收益则一般由业委会进行管理。”杭州市住保房管局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主任郑文忠告诉记者,经营性收益的分配权和使用,决定权在业主大会。但召开业主大会,必须要半数以上业主参加,实际操作难度大。
“现在许多小区,动辄上千住户。尽管放宽了会议形式,允许书面投票、网络会议等,但依旧困难不小,因此多数情况下,都授权业委会代为处理经营性收益。”
郑文忠透露,业主大会难开,加剧了“一言堂”的局面。业委会职权缺乏监管,尤其涉及财务问题矛盾多发,已成为不少小区的通病。
图自视觉中国
监管漏洞如何才能补上
“为小区管理舒经活血,很重要的一点是尽快填补‘业委会监管真空’。”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郎晓波认为,公共收益账目问题,实则聚焦业委会的权责边界。
事实上,《物权法》明确规定,“小区的公共收益在权利属性上归全体业主所有”。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和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,街道和社区有权对业委会进行指导和监督。但实际工作中,他们往往缺乏监督的有效抓手。
“在现行法规下,许多社区都没有将物业管理纳入到社区建设体系中,也缺乏从事物业管理的专职人员。面对上至法律法规、下至日常琐碎的小区管理问题,社区有些力不从心。”
江干区一名社区工作者告诉记者,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,业主委员会是业主自治组织,双方缺乏有效的、明确的管理机制。加上社区本身事务繁多,又与业委会彼此沟通少、对实际工作情况不了解,造成了社区对业委会之事“不想管”“不敢管”甚至于“不知怎么管”的现象。
“小区管理的许多问题,本就需要多方彼此监督、形成合力,否则只会事倍功半。”杭州市住保房管局物业监管处处长张帆说,无人监督的局面,导致很多小区业委会“既做运动员、又做裁判员”。
图自视觉中国
“红色业委会”探索新路
杭州的应对之策,就是用“党建引领”解决上述种种问题。
今年9月,杭州市委组织部、市住保房管局和市民政局共同印发了《关于以党建引领推进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建设的指导意见》,在全省首创“以党建引领小区管理”,为破解业委会监管难题提供了探索方案。
《指导意见》首先明确了党组织对业委会履职的指导、监督,明确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方协同机制。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共同协调小区管理中遇到的问题。三方协同治理机制还实行“交叉任职”,业委会成员进入社区任职,社区工作者也将兼任业委会成员,彼此职务性质不变。
在红色业委会的推动下,一些小区逐步实现从乱向治转变。
作为杭州最早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之一,金都华庭小区业委会曾经因“经营性收入的使用规范性”问题与业主产生矛盾,2017年前双方打了近10起官司。今年10月初,新成立的业委会中,党员占绝大多数,情况有所好转。
“党建引领,首先解决的是人选把关问题。从业委会组建之初,党组织就主动介入,对候选人进行把关,从源头上把握住主动权。”京都苑社区党委书记王晓燕说。目前,小区正对一楼架空层进行改造,已有3家公司来投标,他们会把方案向全体业主公示后,再对招标、财务支出等情况进行公示。
老住户叶先生欣喜地说,通过定期召开三方会议,既保证了问题公开透明,也使账目更加清晰。
目前,杭州已有1300多个业委会、1500多个物业服务企业(或项目)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工作的覆盖。这样的“红色业委会”今后会越来越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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